美国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66.5%急剧飙升至2013年的106%，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进一步提高债务上限产生巨大分歧，导致联邦政府部分政府部分关门。

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和政策是通过投票，由多数公民的选择决定的。在现有体制下的集权、放权改革，最好能成为为基本改革买时间的权宜之计，否则，长远看，都已于事无补。

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的核心问题是，他们自身的动力何在？他们对谁负责？在威权制下，他们由上级任命，由上级考核，由上级决定升迁，他们只对上级负责。私人在市场上的合约为经济的主要操作方式，司法是合约执行的制度保障。虽然台湾省直到1980年代末才真正全面实施这一宪法，但从地方选举做起的渐进的实施宪政过程，决定性地帮助了台湾的社会经济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不仅为后来的全面落实宪政奠定了基础，也为台湾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体（人均GDP超过许多欧盟国家），奠定了制度的基础、社会的基础。所有经历了产业革命以及追随了产业革命的国家都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背离产业革命的中华帝国，使中国从曾经的世界最强，一度曾衰落为世界最穷之一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当这个经济体采用出口导向发展经济，是全球经济无法承受的。

市场是私人之间交易的机制，因此一定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不改变体制，在放权和收权之间便找不到答案。第二，承认和保护公民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可以推动延长租期、允许土地抵押、以法律形式限制各级政府征地权等方面的改革。

因此，改革什么的问题，与谁来改革的问题，与改革的动力的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大问题，因为激励机制的解决依赖体制改革。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奋力推动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国长远命运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国度，民主程度有大有小，但有民主宪政和没有民主宪政是质的不同。所谓正外部性就是某一个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了的收益，比如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投资于研发的人带来收益，也会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带来收益。

其背后经历事实反复验证过的道理很简单。由此可见，软预算约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威胁金融稳定。

文献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以拉美国家为主的。市场是私人之间交易的机制，因此一定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纵观古今中外的发明创造，人类绝大多数的重大创新都源于私人企业家。新闻媒体多年来披露的大量金融丑闻都源于因司法不独立和法治缺失导致的监管失灵。

行政当局的权力受宪法限制。长远地看，只要体制是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就无法解决各级官僚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虽然当时英国只是很有限的民主，但它保证了对权力的限制，即三权分立，在权力分割的情况下，它保证了政府或王室没有权力侵吞私人的财产，它保证了整个社会能够稳定地保护私有产权，从而为产业革命创造了基础条件。要想解决新形势下的激励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分权式威权制。

这同一个体制，即分权式威权制，曾经帮助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进入了现在世界上低中收入国家，但也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发展。这是解决产业转型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

其中，除了改革什么，很重要的另一个基本教训是，改革触动体制内既得利益，而改革又不能摆脱体制内力量。改革一定要放眼看世界，尊重社会经济的自身之道。

第三，推动设立完全脱离地方的专业法庭，包括金融专业法庭、土地专业法庭等，帮助部分解决这些领域里的司法独立问题。因为，在政府自身利益驱动下，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侵犯市场，侵犯个人和企业的产权。但下级通常比上级更知道地方发生了什么，上级依赖他们报告信息，依赖他们执行。而这一宪法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共同讨论并通过的。而且，由于市场向所有人开放，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任何独立的机构可以独立地从任何地区的市场收集信息，从而验证各地的GDP统计数字，这使得GDP数据难以造假，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考核地方政府的信息问题。这个激励机制只能激励各级地方政府竞赛GDP的增长，没有办法激励各级地方政府去做GDP之外的事情。

  【编者按】：2013年是中国的变革之年，而在2014年，各方都在盼望着改革方案的落地。大跃进就是地区竞争出来的，人民公社是当时中央鼓动、地方实验、地方竞争产生出来的，这场地方竞争酿成了古今中外空前的大饥荒。

以上前两点问题加上自身利益，使得地方政府既有动力也有能力扭曲目标。但是，中国的威权制在很多方面是分权的。

但是这个奇迹只是暂时的。自下而上推动立法机构的独立行使权力。

但是产业革命又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第一个方案，就是坚持地区竞争，以多目标代替GDP增速的单一目标，比如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中纳入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目标。即，地方政府会把其中的许多竞争变成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拉美国家在历史上曾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远比北美更富裕，直到19世纪的中期，美国虽然已经开始工业化，变得比较强大，但拉美国家仍比北美富。

现在，各级政府的自身利益巨大，经常同社会利益冲突，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要保护私有产权，防止政府本身和有权有势的人侵犯公民权利。

宪政是保障法治和市场秩序的基础，其基本原则就是限制政府滥用权力。政府的作用是以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辅助和保护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福利。

以此为起点，扩大独立司法的范围，自下而上推动司法独立。但是认真看看拉美国家的情况，从有数据记录的最近二百年历史来看，拉美国家并不是从贫穷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而是正好相反。

如果没市场，如果不是竞争GDP，地方政府的竞赛可能会导致大灾难，例如大跃进。同时还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不应过紧。因为保护了私有产权，才有企业家的大量产生，才有私人企业的大量发展，才有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等等。选举包括行政首长和地方人大代表。

但是，此时的中国已不是彼时的中国。但是，分权式威权制同时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基本因素。

由此了解这个体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包括对改革的制肘。这个分权式威权制正是所谓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制度。

它们既无财政纪律约束，也没有可信的破产威胁，因此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借贷，在软预算约束下，大量投资到低收益项目上，由此造成一方面GDP增长，一方面资不抵债。在无立法授权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干预市场。